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这两首诗是金代诗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的第一、第二首。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按照时代先后，纵论历代诗歌流变，品评作家作品，可以说是一篇以诗歌形式写成的中国诗歌简史。在这两首诗中，第一首用来标榜作者以诗歌长河的“疏凿手”自命，要以这三十首诗来甄别诗体正伪的宗旨，真正的论诗是从第二首开始的；因此清代的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说：“论诗从建安才子说起，此真诗中疏凿手矣。李太白亦云‘蓬莱文章建安骨’，韩文公亦云‘建安能者七’。”诗中的“并州刘越石”，指的是西晋末年的刘琨。他以诗人而担任一军统帅，作诗又慷慨有奇气，所以元好问为他晚生数十年，未能跻入建安诸子而感到遗憾。诗中的“曹刘”指的是曹植、刘桢，自钟嵘以来，一向将他们两人作为建安诗人的代表，在元好问另一首《自题中州集后》诗中，也有“邺下曹刘气尽豪”之句。然而，元好问论历代诗歌，为什么要从建安诗人论起，而翁方纲也盛赞此举为“真诗中疏凿手”呢？
中国的文学，虽然源远流长，早在周代春秋时期就出现了《诗经》这样洋洋大观的诗歌总集，战国时代就产生了屈原这样千古不朽的伟大诗人，然而，直到建安时代它才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而真正成熟起来。可以说，以前的文学是山野中天然生长出来的野花，到了建安时代它才被移入庭苑，栽于花圃，有许多才俊之士化费毕生的心血去浇灌培养它，使它争妍斗艳，异彩纷呈。
建安以前，作为中国文学主流的诗辞，都是在诗人心有所蕴、情不自禁的情况下产生的，作者并没有有意识地去追求绮思丽藻，以图传世，所以直到两汉乐府、《古诗十九首》，都不著作者姓氏，也没有以诗名家之人。直到建安时代，才涌现了一大批呕心沥血地致力于诗赋并且各具风格、卓然成家的文学之士。这一变化，也导致了文学体裁的转变。两汉时代，文学的主体是铺陈排比、劝百讽一的汉赋。汉赋虽然由楚辞演变而成，但它以铺彩摛文、夸奇炫博为能事，早已背离了楚辞抒情言志、吟咏性情的精神，以至于作为赋家之一的扬雄也称之为“雕虫小技”，而对它表示出鄙夷不屑的态度。文坛这种情况，也就是齐梁时代著名文论家钟嵘《诗品·序》中所说的：“自王（褒）、扬（雄）、枚（乘）、马（司马相如）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即洛阳，借指东汉）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到了建安时代，这种兴寄都绝的情形翕然一变，建安文人远继《诗经》、《楚辞》，近承两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创作出了一大批情文兼备、文质彬彬的诗赋散文，而其中尤其以五言诗的成就最大。
中国最早的诗歌以四言为主，但那时已有五言诗的萌芽。《诗经》中《行露》、《北山》等篇已有半章甚至全章都是五言的，但那些毕竟还是断章散句，不能称为五言诗。秦汉之间，五言的歌谣已开始在民间流行，汉武帝后这种五言歌谣被大量采入乐府，文人相继模仿，这就是五言诗的起源。但是相传为西汉枚乘、李陵、苏武等人的五言诗或系讹传，或系假托而并不可靠。留传下来的最早的文人五言诗是东汉早期作家班固的《咏史》，但正如钟嵘所说，它是“质木无文”的，直到大约产生于东汉后期的无名氏《古诗十九首》，五言诗才真正成熟。建安诗人普遍采用这新兴的五言诗体，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它的艺术技巧，并且奠定了它在诗坛上成为主要形式的地位。
如果我们以现在的眼光，对“诗”字作广义的理解，那么直接继承《楚辞》传统的抒情小赋实在也可属于诗的范畴。在这方面，建安诗人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抒情小赋最早见于张衡的《归田赋》等，但其流行却也是东汉末叶的事。建安时代之前旧的赋颂的传统还很强大，那时抒情小赋虽然已经出现，却不过是正统汉赋的小小陪衬，到了建安诗人手中，它才真正发扬光大，蔚为大国。
建安诗辞的丰功伟绩，不是一二英豪所能创建出来的。建安时代是一个风起云涌、天翻地覆的时代，也是一个群雄崛起、各显身手的时代，当时的文坛，也呈现一派俊才云蒸、英彦霞蔚的气象。居于领袖地位的，是曹操、曹丕、曹植；左右作为他们羽翼的，有所谓“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其次“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真所谓“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钟嵘《诗品·序》）。除三曹、七子外，其声誉著称于时并垂之后世者还有蔡琰、祢衡、邯郸淳、繁钦、路粹、丁仪、丁廙、杨修、荀纬等。这些俊才英彦骋其捷足，望路争驱，才将建安诗辞推向极致，创造出一个盛极一时，晖映后世的灿烂局面。
光辉灿烂的建安诗辞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在昌盛繁荣、生活安定的两汉时期所没有出现的文学蓬勃发展的景象，却产生在这样一个衰乱动荡、流离播迁的战乱时期呢？难道困苦窘迫能使文学家产生灵感和激情吗？其实，若是没有长期富庶稳定的东汉时期为建安文学作准备，建安文学的崛起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看到，在东汉时期五言诗和抒情小赋都已经开始流行，所欠缺的只是打破旧传统的契机。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建安诗人们的学养知识也还是来自东汉稳定时的长期积累。此外，若没有建安后半期即三国鼎立后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和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父子的提倡奖掖，恐怕建安文学的勃兴也是难以形成的。在这一切之后，我们也不能排除衰乱动荡对建安文学所起的作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豪狄德罗在《论戏剧艺术·关于风尚》中就说过：“什么时代产生诗人？那是经历了大灾难和忧患以后，当困乏的人们开始喘息的时候。那时想像力被伤心惨目的景象所激动，就会描绘出那些后世未曾亲自经历的人所不认识的事物。”这话与齐梁时代的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的说法“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实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