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好京剧的朋友都知道，《洛神》一剧是已故京剧名旦梅兰芳的古装戏代表作之一。1955年4月纪念梅兰芳舞台生涯50周年时，梅氏以六十余岁之高龄，犹曾重演此剧，并且拍摄成电影，使这一梅派名剧更加广为人知。此剧从曹植夜宿洛川馆驿，抚玩甄后所遗玉镂金带枕而睹物伤情开始，到次日于洛川会见已为洛神的甄后，甄后与之叙旧事，歌舞抒情，并赠明珠作别为止。在歌舞中，将曹植《洛神赋》中所描述的洛神“忽焉纵体，以遨以嬉”等情景，以“竦轻躯，似鹤立，宛转长吟”等典雅的唱辞，结合曼妙飘逸的舞姿表演出来，令人恍若在读一篇有声有色的赋，获得极大的艺术上的享受。此剧是梅兰芳根据明代戏剧家汪道昆的《洛水悲》杂剧，并且参考了曹植的《洛神赋》及唐宋画家所临顾恺之《洛神赋图》等，自编为京剧演出的，毋怪乎受到梅氏特别的珍爱，同时它也使曹植《洛神赋》中的洛神就是曹丕的夫人甄氏之说广为现在人们所知。
梅兰芳的《洛神》本诸明人的《洛水悲》杂剧，而早在中、晚唐，诗人们已将曹植与甄后的恋爱悲剧作为典故写入他们的诗作中。
对这一艳情故事最感兴趣的是晚唐诗人李商隐。他曾作有《代魏宫私赠》及《代元城吴令暗为答》二首七绝，前者代魏宫人在黄初三年私赠曹植，表白甄后对他的情意，并安慰曹植的伤感；后者代拟魏元城令吴质对魏宫人赠诗的回答，说明曹植对甄后并没有非分之念。前诗题下有诗人自注云：“黄初三年，已隔存殁，追代其意，何必同时？亦广子夜吴歌之流变。”意思是在黄初三年曹植朝京师时，甄后已经死了，然而作为追代前人的诗，不必拘泥于史实，不过是吴歌子夜歌之类表白感情的俚歌俗曲的变体而已。那两首诗是：
来时西馆阻佳期，去后漳河隔梦思。知有宓妃无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时。
《代魏宫弘赠》
背阙归藩路欲分，水边风日半西曛。荆王枕上元无梦，莫枉阳台一片云。
《代元城吴令暗为答》
前诗之“西馆”，指曹植朝京师时被安置的处所，“漳河”则为流经邺都的河流。后诗前两句用《洛神赋》“余从京城，言归东藩”及“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句意，后两句用宋玉《高唐赋》中楚怀王于阳台梦与“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的巫山神女幽会的故事。
李商隐其他诗中涉及曹植、甄后故事的还有《无题四首》“宓妃留枕魏王才”，《东阿王》“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等等。中唐诗人元稹亦有“思王赋《感甄》”之句。
然而，曹植《洛神赋》中的洛神是怎么与曹丕的夫人甄氏联系起来的呢？在《洛神赋》开端的小序中，曹植说得清清楚楚：“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也就是说，赋里的洛神是古代传说中的洛水女神宓妃。在魏晋六朝的记载中，也从未见到过这洛神与甄后有什么瓜葛的蛛丝马迹。直到唐代的李善为梁昭明太子的《文选》作注，才在《洛神赋》题下引了出于“某记”的一个故事，将洛神与甄后挂起钩来。这故事的大意说：曹植早就钟情于甄氏，但曹操破袁绍得甄氏，却将她嫁给曹丕。曹植为之昼思夜想，寝食俱废。后甄氏被郭后谗死，曹丕事后也有些后悔了。黄初中，曹植入朝，曹丕将甄后遗下的玉镂金带枕给他看，曹植见了不禁流下眼泪。曹丕就将枕赠送给他。后曹植朝罢返经洛水，夜中在驿馆里忽见甄氏鬼魂披发覆面而来，自称早年也托心曹植，无奈不能遂愿。此枕是她的陪嫁，现在能到曹植手中她非常欢喜。她临死前被郭后将糠塞在口中，现在披发遮面是为了羞于以此容貌重见曹植。说罢，她就不见了。不久，她又派人献给曹植明珠，曹植以玉佩答赠。曹植感其情，“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来曹丕之子魏明帝曹叡见到这篇赋，就将它改题为《洛神赋》。
王献之书《洛神赋》（东晋）
由于这一条注文，就引起了千年来聚讼不已的一重公案，即洛神是否影射甄后，《洛神赋》是否原名《感甄赋》。一方面，宋人刘克庄、明人王世贞及清人何焯、朱乾、潘德舆、丁晏等等不断对此说的荒唐无稽加以口诛笔伐；而另一方面，历代的小说家、戏剧家却又将它作为史实写入小说、谱为戏曲，使这一艳史逸闻流传得更为广泛。清人宋长白还在他的《柳亭诗话》中为感甄之说提供证据道：“甄逸女将终，作《塘上行》曰：‘蒲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旁能行仁义，莫若妾自知。’子建伤之，作《蒲生行浮萍篇》曰：‘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恪勤在朝夕，无端获罪尤。’即用其语以命题，不待遗枕之赉而始赋洛神也。”直到现代，郭沫若仍力主“感甄”之说，在他《论曹植》一文中说：“托梦荐枕，献珠报佩云云，确实是怪诞，不近情理。但子建对这位比自己大十岁的嫂子曾经发生过爱慕的情绪，大约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吧。不然，何以会无中生有地传出这样的‘佳话’？甄后何以又遭谗而死，而丕与植兄弟之间竟始终是那样隔阂？”至今仍有一些学者以郭沫若的判断为然，认为曹植“对嫂子甄后曾经有过爱慕之情，并在创作上有所反映，那该是十分自然的事”（见钟优民《曹植新探》）。
稍加推敲，在郭沫若作为有力的反证提出的三个反问中，只有第一个勉强可以成立。“甄后何以遭谗而死”，陈寿《三国志》中说得很明白，是由于郭后等并受爱幸，甄氏“愈失意，有怨言”，故被曹丕“遣使赐死”。《汉晋春秋》中也说：“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而“丕与植兄弟之间竟始终是那样隔阂”也完全是由于政治斗争上的原因。曹丕对所有的兄弟全都猜忌刻薄，一概“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甚至还毒死了骁勇的任城王曹彰，并不独对曹植一人“隔阂”而已。显而易见，郭氏的这两个反问都不足以证成“感甄”之说。至于其第一个反问，即“何以会无中生有地传出这样的‘佳话”’，也应当说是十分无力的。世人好奇，历代多的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传说，此风尤其以唐代为甚，难道我们能因为是“佳话”就断定它们一定是真实的吗？
其实，在李善注文所引的这一“佳话”中，本身就有三个破绽是绝难自圆其说的。一是说曹植早年曾“求甄逸女，既不遂”，而甄氏生于光和五年，长植十岁，在曹丕破袁绍纳甄氏时曹植才十三岁，自然绝对没有可能在此之前有“求甄逸女”之可能。二是说曹植在黄初三年入朝时曹丕“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并“以枕赉植”。固不论将亡妻遗物赠送兄弟之举是多么荒唐，即以曹植同年所作的《应诏》诗来看，他那次应诏入朝，结果是“嘉诏未赐，朝觐莫从”。连曹丕的面都没有见到，以至只能“仰瞻城阈，俯惟阙庭。长怀永慕，忧心如酲”，更哪里梦想得到乃兄有赐枕之宠？三是说《洛神赋》原名《感甄赋》，是魏明帝见到后改作此题的。可是在《洛神赋》中，不仅小序中发端就称“古人有言，斯水（指洛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赋中也只述及“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所见，无乃是乎？”’而通篇无一语涉及或影射“感甄”之说，若题作“感甄赋”岂非文不对题，令人莫名其妙？除了这三大破绽之外，刘克庄的反驳也堪称一语破的：“果有之，（曹植）当见诛于黄初之朝矣。”曹植在曹丕称帝后始终危若悬丝，就在这次入朝的前一年，还曾因监国谒者诬奏他“醉酒悖慢，劫胁使者”而差点儿被处以极刑“暴之朝肆”，结果还有赖于母亲卞太后从中维护才下诏“舍而不诛”。若他真有胆量在次年写这么一篇表达对甄氏爱情的《感甄赋》，那确实是早就保不住脑袋了。
清代的考据家胡克家，在其《文选考异》中为了否定“感甄”之说，认为李善注本原来没有这条注文，是宋人尤袤在刊刻《文选》时“误取之耳”。这却也不尽然。我们不仅可在唐代诗人元稹、李商隐、罗隐等人的诗中看到他们已将此事作为典故咏入篇章，在晚唐小说家裴铏所作的《传奇》中，还有一篇意在证成“感甄”之说的小说《萧旷》。大意述处士萧旷自洛东游，夜遇洛浦神女，旷因问之：“或闻洛神即甄皇后谢世，陈思王遇其魄于洛滨，遂为《感甄赋》。后觉事之不正，改为《洛神赋》，托意于宓妃。有之乎？”神女证实了此说，又自述了与曹植间的往事，且说自己“为袁家新妇时性好鼓琴，每弹至《悲风》、《三峡流泉》，未尝不尽夕而止”。最后与萧旷各赋诗而别。这里，除增饰了甄氏知音且好弹悲曲以丰满其悲剧形象外，在其自述中还有一处对李善注所引作了修改。李善注所引说甄后是因谗而死，犹合史传，在这里却是“为慕陈思王之才调，文帝怒而幽死”的，更进一步突出了故事中爱情悲剧的主题。
从“感甄”之说不见于魏晋六朝而集中出现于晚唐的诗歌、小说中来看，无论《洛神赋》题后的注文是李善所为还是后人误引，此说产生于唐代当是没有疑问的。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礼防比较宽松、个性相当解放的时代，人们的想像力非常丰富，爱情故事为人津津乐道。《洛神赋》中的洛神既然被曹植形容得栩栩如生，其故事又旖旎动人，以至好奇的唐人忍不住要将那“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女神从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中拉得更接近人世一些。也许是洛神“潜处太阴”的可悲处境与甄氏同样为人同情吧，同时又有虞舜二妃化为湘神的先例，于是洛神被附会成甄后，在《洛神赋》中附会出那一段悱恻缠绵的悲剧性的恋爱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