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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仲喜:漫谈诗词“用典”

    zhscwx 2019-01-30 微信精选 10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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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是诗词的灵魂。为了追求和达到“美”,诗词最宜与现实世界拉开距离。这种时空的自由度,客观上为诗词“用典”提供了展演的舞台。

      

      诗词一经“用典”,就无形中开拓了一个历史的空间,使诗词的意象与往古衔接,其内涵就自然而然地厚重起来,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浅淡和直白。以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为例: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正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引用了两个典故。其一是“亲射虎,看孙郎”,典出《三国志·吴志》:建安二十三年十月,“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庱(chěng)亭(今江苏丹阳东),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其二是“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典出《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汉文帝时,魏尚为云中太守,率部抗击匈奴。胜战后报功的数字有误(少了六个首级),于是被逮捕判刑。冯唐站出来为魏尚辩护,认为处罚过重。文帝觉得有道理,于是派冯唐持节,前往云中赦免魏尚,恢复其太守职务,并任命冯唐为车骑都尉。

      

      “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应该说,这两个典故的运用含义很深。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实行大规模变法,苏轼连续著文上书表示反对。道不同不相为谋,于是便自请外放。此时身在密州的苏轼,正是政治上失意之时。但他并没有消沉。他用孙郎射虎比况自己,自信也可以像孙郎一样,一展不凡之身手。他期待着,何时朝廷能派来冯唐那样的持节之使,使自己能像云中太守魏尚一样,重新被起用,驰骋疆场。苏轼运用这两个典故,含蓄而形象地表达了自己的豪情壮志。这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本是一首描写出猎的词,极易陷于游乐场面的描写。但由于用了两个典故,就使词意的分量陡然重了很多,使苏轼积极用世的达观心态得以充分的表达。试想如果不用这两个典故,而只是单纯地描写狩猎的场景和兴奋激动的心情,那么这首词的意境就会大打折扣。正如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所云:“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

      

      苏轼是开一代词风的大家。他善用典故,长于点化,词情慷慨豪迈,纵横捭阖。但“用典”与诗词的风格并无必然联系。号称南宋“四大家”的杨万里,开创了以俗语口语入诗的“诚斋体”。即使像杨万里这样作诗以清新流畅为务,风格与苏轼迥然不同者,也免不了或者说热心于“用典”。例如他的《暮热游荷池上五首》之一:

      

      玉砾金沙一径长,暑中无处可追凉。

      独行行到荷池上,荷不生风水不香。

      

      这样几近口语的诗,也化用了唐孟浩然的“荷风送香气”和李贺的“水香莲子齐”的诗句,只不过是反用其意。正如杨万里在其《诚斋诗话》中所说:“诗家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最为妙法。”清代袁枚称杨万里的诗“音节清脆,如雪竹冰丝,非人间凡响”。诗风如此清新的杨万里也津津乐道于“用典”,可见“用典”在诗词创作上的深远影响。

      

      现实生活中,有些事是难以直言的。在这种情况下,诗人要表达某种隐情而不压抑内心世界的诉说,“用典”就成为最有效的表达方式。以唐诗人李商隐为例。唐代穆宗至宣宗年间,以牛僧孺为首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朋党间的斗争,持续了近30年。李商隐一生处于“牛李党争”的漩涡中左右为难。因为他既是“牛党”令狐楚的学生,又是“李党”王茂元的女婿。尽管他本不想身陷其中,却始终要为“选边站队”而劳心伤神。例如这首《席上作》,是他在李党郑亚幕府时所作:

      

      淡云轻雨拂高唐,玉殿秋来夜正长。

      料得也应怜宋玉,一生唯事楚襄王。

      

      李商隐在“自注”中写道:“予为桂州从事,故府郑公出家妓,令赋高唐诗。”显然,此时寄人篱下,为人“打工”的李商隐只能委曲款言,作遵命文学。在这首诗中,他把家妓比作巫山神女,把郑亚比作楚襄王,而自比宋玉。以巫山神女与楚襄王的关系,她当然也要爱怜宋玉,因为宋玉一生专事楚襄王。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知识分子,李商隐羞于谄言媚主,又不得不表明态度,于是借用巫山神女的典故,曲达不负李党之意。我们在同情李商隐的尴尬处境之时,又深为他以典言怀的机智与才华而感佩。

      

      宋代诗评家张戒在其《岁寒堂诗话》卷上中说:“诗人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用事”即是“用典”,言杜甫“用事”以至于极,可见其“用典”之广之深。我手头正好有清人仇兆鳌的《杜诗详注》,随手翻检,“用典” 层见叠出,比比皆是。现以《春日江村五首》例举如下:这组诗由五首组成,为节省篇幅,每首只摘句不引全诗。第一首中“桃源自可寻”句,用陶潜《桃花源记》中事。第二首中“频游任履穿”句,用《庄子》“原宪衣蔽履穿”之语。第三首中“赤管随王命”句,用《汉官仪》“尚书令仆丞郎,月给赤管大笔一双”之典制。第四首中“鸥边水叶开”句,化用阮籍“浴鸥开水叶,戏蝶避风丝”诗句。第五首中“群盗哀王粲”和“中年召贾生”句,用王粲作《七哀诗》和贾谊二十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的故实。以上所举只是明用典故之句,如果列举“暗用”、“化用”之处就更多。所以号称“苏门四学士”的北宋诗人黄庭坚对杜甫的“用典”极力赞扬。他说,子美作诗“无一字无来处”,“虽取古人陈言入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在中国诗学史上,向有“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分辨。据元人盛如梓的《庶斋老学丛谈》记载:有以诗集呈南轩先生(张栻),先生曰:“诗人之诗也,可惜不禁咀嚼。”或问其故,曰:“非学者之诗。学者诗读著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觉深长。”南轩先生独钟“学人之诗”。实际上“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各有所长。当然,如果一个人既有风骚情怀,又有渊博学问,把诗情与学识合二而一,那就臻于完美了。这样的大家,无论今古都不乏其人。而当代最受推崇的当属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他集史学、经学、考古、文字、文学、书画、翻译、梵语、佛学于一身而蜚声海内外,被誉为“文化昆仑”。他沾溉世界文明,澡雪中华精神。咀古嚼今,化千秋于笔底;出坟入典,蟠万卷于心中。饶先生作为当代顶尖的大学问家和诗赋大家,其“用典”技艺之高妙,无人可比。他的《清晖集》(1999年海天出版社)共收诗词1362首,其中诗1081首,词281首。现举其七绝《中峤杂咏》之三十五,以尝鼎于一脔:

      

      孰言鸟兽不同群,城市山林故不分。

      待为先生演尔雅,鹦哥他日定能文。

      

      这首诗的背景是这样的:饶先生1976年访问法国时,到他的朋友雷维家做客。朋友家养了六只猫、七只鸭、一条狗和一只鹦鹉。平日里呼猫唤狗,鸭噪鹦鸣,饮食与共,甚是热闹。于是他作诗打趣,调侃他的朋友。诗中反用了《论语·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之语。又借题发挥,以北宋黄庭坚有诗篇名曰《演雅》为由,说要为他的朋友演示《尔雅》(我国最早解释词意的专著),鹦鹉听了后也一定会作文章。

      

      由此诗可见,触景用事,信手拈来,诙谐幽默,趣味盎然是饶先生“用典”的妙境。他在其《文辙》中还说:“胡适提倡白话文,主张不用典故。但是如果诗完全不使典故,则不易生动——因典故可以增加趣味。”从饶先生这段夫子自道中,我们既了解了这位国学大师关于“用典”的主张,又见识了他举重若轻的大匠风采。如果“用典”能用到饶氏这样,那就真正是掉臂游行、得大自在了。

      

      事物都是辩证的,诗词“用典”,有利也有弊。其弊主要是容易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因此,南朝文论家钟嵘极力反对诗词“用典”。他说:“吟咏性情,亦何贵乎用事!”这样的观点,其实也是偏颇的。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浸润着每一个中国人。性情的吟咏,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表达性情不可能排除文化的影响。著名学者张中行谈“用典”的必然性时举例说:“本来可以说‘写出来先放着’,却一张口溜出个‘藏之名山’来。”作诗,当然是吟咏性情,但性情中的文化因子是剔除不了的。这样看来,诗词“用典”有时是难以避免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不“因噎废食”。哦,对不起,又“用典”了,我不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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