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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对谈联 | 数宗论祖看发展

选择字号: 超大 标准 中华诗词网校 发布于2019-01-25   23人浏览

  对联这一文体,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长河中,和其它文学形式一样,历史悠久,渊源流长。究其对联的起源,众说纷纭,尚无定论,较为大多数人接受的观点是:先有了先秦时期的桃符,而后从桃符演变成春联,并与同步发展的文体合二而一,形成了最初的对联形式。对联与其它文体相比,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对偶句形式。在追本溯源谈句式一篇中,已经讨论了对偶句式是中国文学史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像《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易经》中的“乾以易知,坤以简能”,《论语》中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道德经》中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等,都是工整的对偶句。秦汉瓦当中有“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的对句,对工极巧。刘麟先生在其《中国骈文史》中说道,《道德经》中裁对之法意境变化多端:“有连联作对者,有参差作对者,有分字作对者,有复其字作对者”,还说“古今作对之法,《诗经》中殆无不必具。”赋的出现,使对句艺术从不自觉走向自觉,沈约的“永明体”严格要求对仗和声律,为对联走向成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关于对联的起源,楹界有多种说法,以前比较公认的是五代蜀主孟昶的桃符题词。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对联的形成远在五代之前,像南朝梁代文学家刘孝绰与其妹刘令娴的联句,就要比孟昶的题联早四五百年。

  

  不少学者认为,对联的成熟年代应为隋唐,这也是多数人予以认可的说法。梁朝初年,永明体产生以后,只是为对联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而做为一种文学品类,并未形成体系。南朝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他的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中虽对“声律”、“丽辞”做过精辟的见解,对诗、赋、骚、乐府、颂赞、祝盟、铭、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诸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数十种文体作了详尽的阐述,却未提到对联,这说明对联早有早于刘孝绰者,但当时并未形成文体,或者并未引起文学家们的关注。但是有不少学者认为,对联产生于律诗(五代、唐代)以后,这种说法争论较大,反对者认为,关于对句之间的平仄问题,在唐朝以前已经解决,律诗中的句数,用韵相粘的问题和对联并不相干。

  

  到了隋唐时代,永明体日渐兴盛。一些文人墨客喜欢将一些精彩之笔凝注于对句上,一时形成“摘句欣赏评品”的时风,如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杜甫的“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白居易的“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也难”,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在诗人们的参与下,对联艺术得到了弘扬。除白居易外,唐代诗人大都有名联传世。如李白的题湖南岳阳楼联:

  

  天水一色;

  风月无边。

  

  杜甫题写的诸葛亮故居联:

  

  三顾频繁天下事;

  两朝开济老臣心。

  

  骆宾王题杭州观联:

  

  楼观沧海日;

  门对浙江潮。

  

  山西太原晋祠贞观宝翰藏有李世民的对联墨迹,为唐太宗御笔亲题:

  

  文章千古事;

  社稷一戎衣。

  

  到了宋代,在门上粘贴对联已经是一种普遍的风俗。王安石在他的《元日》一诗中这样写道:“千家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赵庚夫在他的《除夕即事》诗中这样写道:“桃符诗句好,恐动往来人。”这说明,在当时联语作者已不在少数了。题联的范围也有所扩展,对联已普遍成为名胜古迹、寺庙廊院等处不可缺少的装饰品。像寺僧契盈陪吴越忠懿王钱倜游黄浦江时,为碧波亭题联:

  

  三千里外一条水;

  十二时中两度潮。

  

  著名文学家苏轼也为广州真武庙题联:

  

  逞披发仗剑威风,仙佛焉耳矣;

  有降龙仗虎手段,龟蛇云乎哉。

  

  到了元代,由于种种原因,对联较之前朝显得冷落了些,流传下来的也少,现在能见到的只有杨瑞、赵孟頫等人的少数作品。如杨瑞的自题寓所联:

  

  光依东壁图书府;

  心在西湖山水间。

  

  赵孟頫题西湖灵隐寺联:

  

  龙涧风回,万壑松涛连海气;

  鹫峰云敛,千年桂月印湖光。

  

  元代的对联形式,微妙地在元杂剧中得以运用。如关汉卿的杂剧《救风尘》在结尾处写道:

  

  安秀才花柳成花烛;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

  

  这也算是对联的一种新的形式吧。

  

  对联真正达到鼎盛时期在明清两代。明清时期,统治阶级对骈体文及对联非常重视,还将其列入科举考试之中。因此得中的进士、举人,无人不通应对。由于皇帝垂青,身边大臣无不精研对工,以赢得主子的赏识。因一副对联而改变一个人命运者有之。为此楹风日盛,文人墨客以题联巧对为幸事,访胜寻古之际,不免撰联题字,以壮雅兴。

  

  朱元璋定都金陵后,在一年除夕之前,传旨金陵等地:“公卿士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除夕夜,并亲自微服出巡,以体实情。一次他发现一家未贴春联,问后方知是一阉猪者,不知该怎么将自己的经营内容写进联句。朱元璋听后,寻思片刻,为阉猪者题联曰:

  

  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割断是非根。

  

  由此可见,朱元璋这位马上皇帝,在弘扬和发展楹联事业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楹联大家,如解缙、唐寅、徐渭、杨慎等,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解缙。

  

  到了康乾盛世,楹联艺术日臻完美。不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都具有一定的水平。康熙也是撰联的高手,他题的镇江金山七峰阁联,便是一副很好的摘句联:

  

  溪云初起日沉阁;

  山雨欲来风满楼。

  

  乾隆皇帝是一个喜欢卖弄风雅的风流天子。他每逢出游总是到处题诗撰联,只是被称道的作品不多,只有题于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西暖阁的联写得还算不错,联曰:

  

  燕贺莺迁,乐意相关禽对语;

  兰草桂蕊,生香不断树交花。

  

  在清代300年间,涌现了无数楹联高手,如纪晓岚、翁方纲、阮元、郑板桥、俞樾、袁枚、何绍基、孙髯翁、梁章钜等都有杰作传世。在这一时期,对联的范围逐渐扩大,凡是记述、抒情、议论都可入联,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联形式。孙髯翁所撰昆明大观楼联开历史长联之先河,被誉为“古今第一长联”。张之洞的君山湘妃祠联又长于大观楼联。最长的要属钟耘舫的“拟题江津临江楼联”,长达1612字,为迄今为止的长联之最。晚清时期,对联的写作手法有了很大的创新,不过随着语言的变化和白话文、新体诗的出现,长联的平仄要求不像过去那么严格了。由于长联的出现,使得清代的对联在我国楹联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晚清时期,出现了谭嗣同、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杨度、严复、王闿运、林则徐、张之洞、钟耘舫等楹坛高手。随着对联的兴盛和发展,还出现了一些汇集、记叙对联的专家学者,梁章钜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写的《楹联丛话》等几本专著,给后人留下最宝贵的资料,其他如梁恭辰、袁枚、王渔洋、谭嗣同、俞正燮等人也都有专著传世。

  

  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混战和外寇的入侵,中国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于是出现了许许多多忧国忧民之作。这之中尤以四川刘师亮为驰名。他于1929年创办《师亮随刊》,颇有影响。他气质洒脱,语言幽默、诙谐,作品讽刺性强,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反响。其他还有冯玉祥、孙中山、柳亚子、郁达夫、郭沫若等,都写过较有影响的名联佳作。

  

  解放以后,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传统文化得以复兴。改革开放的大潮给对联这一古老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全国各地楹联学会如雨后春笋,楹联爱好者越来越多,各地楹联大赛和征联活动不断。对联发展到今天,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对联这一古老的长青之树,必将在新世纪展示诱人的姿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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